作者简介：孙洲，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引用格式：孙洲.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共情叙事:机理、框架与方略[J].探索,2025(6):142-156.
摘要：当前，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潮流势不可挡，如何切实有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已成为当今国际传播领域的焦点课题。情感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是公共领域铸就集体意识的基础性驱动力。作为“黏合剂”的共情勾连起了情感共鸣与社会认知，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叙事带来了新视角。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叙事的“共情转向”旨在助推中华文明话语的对外阐释、中华文明国际形象的建构以及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跃迁。情感表达与情感感受并非在真空环境中进行，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符合一定规则，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化共通性、共有历史记忆以及共同价值理念为其叙事的“共情转向”提供了可能。情感的生成流动与文本、符号、传播的物质载体等多重因素也密切相关，“故事共鸣”的情感唤醒、“凝缩符号”的情感激发、“仪式展演”的情感联结与“身体共在”的情感感知共同形塑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要素框架。因此，新时代新征程中，要以共情叙事切实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深度挖掘文明元素以优化共情叙事内容、丰富载体形式以搭建文明沟通桥梁、活用数字技术以提升文明传播效能，从而推动中华文明跨越语言与地域的隔阂以在国际社会实现更广泛传播与认知。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筚路蓝缕的伟大创造，蕴含着无穷的哲学智慧和丰厚的价值理念，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全球文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不同文明间持续不断的交流互鉴，离不开独特而非凡的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与深度参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1]。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本身是一种跨文化的思想对话交流，但受制于认知惯习、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等差异，特别是国际传播秩序呈现的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轮辐状结构。掌握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将自身叙述为绝对唯一的理想“文明”[2]。由此，当前国际传播环境下的中华文明对外叙事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甚至容易引发话语偏差与误读等问题。情感是人类认知与行为的基础性编码系统，是联通“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情感才能感染人”[3]212。在文化陌生感语境下，寻求情感共鸣更易构建意义交集并形成理解和对话，进而突破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区隔与信息壁垒。可以说，以情感为纽带与核心驱动力的“共情叙事”能够为破解当前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困境提供崭新视角，助力中华文明这一彰显东方智慧的“中国话语”向“世界性话语”转化，从而更有效地向世界传达当代中国的价值理念与发展成就。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情感科学被引入叙事学研究之后，基于人的认知系统的情感叙事理论的基本框架也得以搭建。情感逐渐成为触动心灵和增强人际共情的辅助叙事工具，并向教育学、传播学等领域延展铺开，因而情感体验逐渐成为国内学者日渐重视的传播策略与效果评估指标，“共情叙事”更成为跨越业界与学界的热词。
(一)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研究考察
近年来，国内学界给予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共情叙事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学者认为，共情强调的是以“第三者”视角来表征、监控和调节自我和他人的关系[4]，是一个包含认知、情绪情感和行为的多重心理活动过程[5]。共情叙事就是运用共情策略，旨在引发受众情感共鸣、认知认同的叙事方式[6]，可以跨越不同历史、社会及文化背景的主体可能存在的“巴别塔”，并生成一种心理意义上的共通理解情境[7]。二是聚焦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展开探讨。中华文明的弘扬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命题[8]，推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要重点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特别是那些跨越时空、具有普遍价值的元素[9]。有学者认识到，当前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过度的“高大全”现象，人性化和趣味化的传播还不充分。为此，有学者从“意象传播”“韧性传播”“智能传播”[10]等微观视角探讨了增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效能的问题。三是考察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共情转向。有学者认为，共情传播作为个体跨越文化差异、建立情感联系和互动的重要机制，往往更能反映中华文明的特质[11]。还有学者关注到具身智能延展了身体在场的时空边界，提出要通过虚拟数字人创设出从情感连接、意义共情到共情互动的正向反馈机制，实现中华文明情感叙事的跨界面交互[12]。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以及共情叙事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已有成果大多是不同研究视角下的分散性探讨，对于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叙事共情转向的专题性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针对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叙事共情转向的内在逻辑以及要素框架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二)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价值意义
通过“诉诸情感”的叙事导向来传播中华文明，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话语对外阐释、建构良好中华文明国际形象、破解西方文明话语迷思，以昂扬姿态全面生动展现中华文明风采，进而在大变局下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
首先，以“共振”促“扩散”，助推中华文明话语的对外阐释。国际传播中跨文化叙事的实质就是话语的阐释和跨越。人类文明的赓续传承和表达离不开极具现实性的言语符号，话语也往往成为一种文明体系综合实力的表达媒介。因而话语空间的拓展直接影响了中华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与辐射。然而，中华文明话语要想实现有效对外阐释绝非易事。一方面，叙事主体在传播相关内容时受制于编码者与解码者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和语言环境等差异，信息编解间很难构成“直接同一性”，甚至会发生“偏差性解码”，中华文明中的象征性语言与价值意涵往往难以被完全捕捉；另一方面，政府和主流媒体作为中华文明的叙事主体，在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过程中还习惯运用以政治话语为主的宏大叙事体系[13]。这种叙事方式容易陷入抽象性话语形式和空洞化符号内容的现实窠臼，割裂国外普通大众与中华文明的“亲密”接触，难以引发受众共鸣。共情叙事不会直接生硬地“输出”中华文明内容，而是强调有温度的柔性表达，通过具象化、生活化的话语体系与其他符号表征系统为中华文明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建构起通俗易懂的意义解释框架，从而让受众放下心理戒备、抢占注意力资源。同时，由于情感在人类心理状态中具有普遍性机制，即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对情感表达也拥有相似的解码能力[14]，使得共情叙事可以基于共通情感的作用基点，让受者从经验层面根据自身过往情感体验对传者的情感反应进行“移情”，以自我情感体验“带入式”地对他人情感表达进行阐释与解码。可以说，共情叙事为消解彼此互动的人为隔阂与文化边界，继而缓解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中的“信息耗散”和“折扣”现象提供了有效路径。
其次，从“他塑”到“自塑”，助力中华文明国际形象的建构。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操纵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系统并加强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建构起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话语体系，确立了在全球话语生态中的绝对霸主地位。时至今日，总体实力结构上的“西强东弱”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此外，西方文明主导的霸权式话语遵循着“零和博弈”思维，以西方“文明”与东方“野蛮”二元对立的逻辑思路，极力突显西方文明优越性，污名化叙事中华文明。基于此，加强和改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显得迫在眉睫。共情叙事是以人类所共有的情感为突破口的叙事方式，作为本能的情感共情具有瞬时爆发的可能性，其一旦达成便会具备理性难以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和立场差异的束缚[15]，且共情叙事相对于其他接受方式而言往往能够增强信息文本的可信度与感召力[16]。由此，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通过故事营造的临场体验和精心设计的叙事框架来荡起受众心中的情感涟漪，可以有效降低受众的反驳动机与欲望，发挥出“与他者共在”、弥合自我与他者叙事鸿沟的功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话语封锁，助力打破单向的“被描述”局面，破解长期屈从于西方文明的“话语逆差”问题，让世界真正认识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华文明形象。
最后，以“认同”促“互鉴”，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跃迁。资本增殖是现代西方文明话语建构的原初动力，为了满足以资本逻辑为本质规定性的西方现代化的需要，西方文明势必要被包装成具有普适性的最高形态的文明，并暗含着由西方主导人类社会秩序走向与发展的深层逻辑。在这种人类文明差序性和排他性的发展图谱中，必然会出现“文明隔阂”“文明优越”，其结果就是多样化人类文明图景被阉割为单一性存在，全球发展和治理进程也遭遇困局。然而文明发展不是孤立的，世界历史的现实呈现使每个民族彼此间无法分割，每个民族文明总会与其他文明发生联系，在交互作用中形成文明的交流互鉴。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就必须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17]105。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遇到情感内容时会自然而然地想要谈论、分享并对其做出反应，以社会互动来调节自己的情绪，获得情感平衡[18]。故而受众在接触和处理来自陌生文化背景下的信息时，直觉性的情感反应机制必然优先于严谨的理性逻辑，情感比理性更易于达成共识。共情叙事以富有感性化的表达方式迎合了异域受众的情感诉求和心理特征，契合异域受众的生活逻辑对抽象的价值理念进行情感赋能，受众情绪被充分调动、情感得以释放，在触发情感认同中对大众价值管理和认知结构产生影响，也在无形中造就了“集体认同”的情感仪式空间[19]。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通过多模态感知协同与空间语义建构技术，受众可以在深度还原的现实场景中体悟“真实的”在场感，达到“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无视其他事物存在的”[20]67心流状态。开放性与多义性的沉浸叙事体验能够为受众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促进“情感连带”与“相互关注”的发生，推动受众带着短暂的情感体验进入异文化场域自我摸索[21]。在此过程中，受众与跨文化传播内容进行深层次互动，他们不再是叙事内容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叙事内容的共同创造者与传播链条的激活者，最大化产生、积蓄情感体验和情感共鸣，在情理相融的浸润传播中实现中华文明话语的真正在场。
二、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内在逻辑
情感的表达与感受并非发生于真空之中，它需依托特定条件、遵循相应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不同文化群体间共情的可能性和限度。因此，需结合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及其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的情感联结，来审慎审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可能性。
(一)共通文化基因赋予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以共情因子
情感社会学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情感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被体验并赋予意义，情感不仅是生物反映，更是一种社会感受。而这些感受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在特定的社会互动模式中产生，并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进言之，文化对我们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施加了条件限制，文化是情感得以生成和共鸣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情感生产、情感意义和情感表达。受众的文化属性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过滤门”，他们会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文化较为接近的产品。推而论之，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如果传者不注重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不去寻求跨文化的共通性，很可能无法引起期望的共情体验。
第一，中华文明与“他者”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形成共通文化基因，拉近传受双方彼此文化距离。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张骞出使西域、玄奘万里取经、郑和七下西洋，这些无不是中华文明与“他者”文明包容互鉴的生动事例。中华文明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先后融摄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汲取着有益养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正是在突破自身界限的互动交流中实现着彼此文化的沟通了解，各文明体间才得以“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撒和平理念的种子”[22]9，在互鉴交融中实现文化的意义重组，生成与发展出彼此认同的相似的“共性”文化样态。如汉字、儒学、家礼等中华文化元素就是在文明的交融会通中逐渐成为东亚各国社会发展共有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具有跨时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能够助力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与意义共建，也易激发相同的情绪情感体验。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不同民族文化在交流、互动与融合中创造新的“共性”文化样态的历史。
第二，中华文明共通文化基因的深层内核根植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夯实跨文化共情的核心基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作为人人都有的心理倾向或本性，是超越文化、地域与族群的人类共通底层诉求，是不分国度、不分时期、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从个体对安全健康的基本需求，到对人际和谐、环境宜居、尊严幸福的高阶追求，这种本真期待构成了跨文化共情的“天然纽带”。而中华文明中的诸多核心理念，恰以“美好生活”为价值归旨。如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与印度教对自然神灵的尊崇一样都体现了个体对风调雨顺、宜居环境的美好生活向往。再如中华文明倡导“天下大同”，追求和平、和谐的社会理想，与世界其他文明中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等思想相通，反映了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生活的集体愿景。这些文明内涵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通期待深度契合，成为触发社会个体或群体的“共情机关”。如今，随着跨文化交往的频繁与深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文化共性被进一步激活并得到更多文化族群的理解，文化冲突、偏见与误解向文化共享转变的同时，也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深度对话搭建起坚实的情感桥梁。
(二)共有历史记忆强化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情感链接
情感与记忆都是社会集体认同形成的必要条件，记忆与情感紧密相连、相互交织，任何历史记忆的生产与重构过程都离不开情感的参与，而在传承与回忆往事的同时，情感也同样会被激活和唤起。集体记忆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是在特定时空场域下被集体成员“共同记住的过去”，具有深刻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感染性，有助于构建群体关系、引发情感共鸣和引导个体确证共同体身份归属。
第一，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在全球性历史体验中搭建集体记忆纽带，联结内心体验并传播共同情感。人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总是会以集体记忆来思索“我们是谁”，在思索中划分“我者”与“他者”。集体记忆是对一个共同身份的探索，这个共同身份将一个社会群体联合起来。“回忆着的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巩固了其认同。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23]47依靠集体记忆可以串联起过去的历史、当下的存在和未来的憧憬，通过大量关于历史的情节性记忆将群体成员的思绪从现在的时空语境迁移到过去，使他们在凝缩的时空中形成超越“个体”之上的“我们”的观念，并基于此形塑出情感共同体。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赓续不断的文明交流互鉴中与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积淀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共同经历了诸多全球性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刻，正是这些成果和经历构建起了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集体记忆场，勾连着各民族的内心体验。这种全球性记忆叙事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进行动员和说服的工具，使特定群体成员在共享和真切体验过往历史厚重感时实现共同情感的聚合、累积与传播。正是“通过讲述共同拥有的故事，它们传播了巩固着集体认同的知识并且促成了集体行动的一致”[23]148。
第二，共同历史记忆依托场所、建筑、符号等“物质性支柱”来延续与流动，并生产出基于当下的共情体验。共同历史记忆并非静态存在，更非抽象概念，而是具象化于各种物质文化与记忆场所中。中华文明资源丰富，有着众多文物古迹、建筑遗迹、政治仪式等承载历史记忆和心灵归属的场域。如每年一度的黄帝陵公祭仪式、曲阜孔庙公祭孔子大典及天坛、地坛等承载千年礼制的祭祀建筑等，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铭记历史的情感空间，也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并获取情感体验的参考坐标。“在国际关系中，信任和合作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通过共同回忆和分享历史记忆可以让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人们认识到彼此的链接点。”[24]记忆不仅是知识的储存器，更是情感的归属地。唤起和建立共有历史记忆的目的是要通过物质载体激活“集体情感共鸣”，这些情感体验让历史记忆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成为能触动人心的“温暖叙事”，更成为推动中华文明跨文化理解、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
(三)共同价值理念唤起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情感体验
共情并非可以不分对象和场合无限制地产生，也不是对他人情绪和感受的刻板复制。在共情的过程中，换位思考与采择观点等认知因素会不断自上而下地对情绪共情产生调节[25]。“共情本身就有理性的成分，而理性的判断也需要共情的关照。”[4]具体到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其蕴藏的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是诱发情感共情的关键。
第一，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生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必然生活在一定共同体中，生活在各种各样真实而具体的共同体中的人类，亦会产生某些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6]286物质生产是文化生产的根基，共同价值观是建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正是基于共同利益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人们才会形成共同价值观念、遵守着一定的共同价值秩序。在唯物史观看来，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演变，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可共享的人类生存境域的成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共同利益交汇点的扩大和全人类所具有的共同需要的日益凸显，决定了人们必然会去追求和创造某些全人类共同或相通的价值。这是符合人类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事实。
第二，中华文明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华文明铺设了跨文化传播的共情基础。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植根于人性的共同性和人性的共同基础，不仅是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和文明基础，也蕴含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与共同命运具有可资共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种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倡导，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洞察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潮流，贯通个人、国家、世界多个层面，是凝聚人类不同文明关于价值的理解而形成的价值共识，是反映了世界人民在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遵循的最大价值公约数，承载着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重大使命，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共通性和公共性，实现了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世界历史性超越。“共同价值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交往沟通中确立的价值，是使相互理解、彼此感通的交往行为成为可能的道德原则。”[27]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我们坚守和弘扬的，也是逐渐被西方社会在内的国际社会所认可的，体现出鲜明的人类命运关怀、深刻的世界整体关切，有其赢得广泛情感共鸣的深厚基础[28]。由此，建基于共同关切与共同愿景的“情感共同体”，更容易突破文化、语言和地域的界限，推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受众产生更强悦纳感、认同感，连接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情感体验。而且这种基于理性所形成的共情更具稳定性，依托认知共识可以强化多元文化主体的情感共振效果，进而发展出认同、理解等社会化情绪共鸣，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广泛传播。
三、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要素框架
情感本身是不会流动的，是承载情感的客体在传播与流动。情感客体包含用以表达情感的语言、图像和声音等内容，正是他们的流通扩散了我们的情感。质言之，情感的生成流动与文本、符号、传播的物质载体等多重要素有关，这些要素各司其职并相互作用，共同表达和塑造了人类情感。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运行也是多种要素作用的耦合，各要素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各自角色定位与功能指向。
(一)叙事文本：中华文明故事共鸣唤醒跨文化情感
任何传播行为都离不开“文本”这一根本性的符号载体，文本内容是情感生发和意义建构的基础源泉，在共情叙事过程中发挥着支撑性作用。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过程中，共情叙事目的的实现与否和叙事文本的优劣有着密切关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9]316“故事”是全人类共通的表述方式，“讲故事”是当前我国国际传播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一系列形象塑造和情节勾连，使蕴含于中华文明故事中的价值面向不断得到延展。故事作为叙事文本最核心的要素，是形成情感记忆的“原始素材”，其质量直接影响情感共鸣与叙事说服效果。对于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而言，其核心就在于通过设置通情点，构造出一个让受众沉浸其中的故事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存在，更是情感与认知的交汇点[24]。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故事，在营造中华文明故事空间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精心设置情节主题和塑造生动角色细节，来抢占受众注意力资源，引发他们的好奇心并唤起情感共鸣。行为和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情感与注意力以及关注程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如果外部刺激与个体已有的知识、经验完全不匹配，则该刺激直接通过边缘加工快速释放，注意力资源获取失败[15]。中国与世界有着共通的历史与文化，当承载着共通历史文化的中华文明故事与受众已有知识、经验与思想匹配契合时，此类故事便能迅速进入受众的认知域，唤醒稀缺的认知资源和集体记忆，激发潜藏的内在情感动力。与此同时，情感需要是人类基本情感的共有和想象，是连接受众与故事文本的桥梁。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受众在接受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媒介信息洪流时，也会优先启动情感反应机制来进行信息筛选和判断，因而蕴含情感意义的故事往往更易赢得受众注意力。中华文明故事的讲述不是以纯粹理性的枯燥方式，还会合理赋予共通性的情感体验，在理性与情感的良性互动中丰富故事内涵、唤起情感共鸣、建构合意空间。当受众沉浸于引人入胜的共情叙事中，便可实现与现实世界暂时隔离的效果。这种隔离表现为受众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差异的忽略以及对自我及他者立场归属的搁置。在这种“隔离”之下，受众与故事角色一同经历着喜怒哀乐，在沉浸的故事体验中形成情感投射与认知塑造，进一步强化着对中华文明故事的情感认同与行为模仿。
(二)叙事形式：中华文明凝缩符号激发深层情感共鸣
如果说故事共鸣是情感唤醒的起点，那么凝缩符号则是情感激发的催化剂。符号作为一种有象征内涵的有形标识，能够承载深厚文化内涵、观念和情感，人们正是通过象征性符号来向客观世界阐释意义和表达情感。我们通过符号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所有的思想与知识都是通过符号而获得的[30]31。当主体在与世界对话时，符号的可解释能力向主体释放意义和情感唤起，塑造出有指向性的价值语境，而文明间的对话性本质上就是由符号组成的，所以我们很难设想脱离符号的中华文明国际传播。
符号有物质符号、精神符号、拟态符号等各类形式，而有特定形态和凝缩意义的凝缩符号，相较于现实社会中的一般符号而言，更能对对象性信息进行浓缩与象征。凝缩符号是永恒定格的符号瞬间，它所承载的意义可以超越时空界限，更方便地为符号使用者所共享，并使得公众按照其预设的价值立场形成相应的认知话语。通过对中华文明故事的符号凝缩，我们能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等多层含义汇聚与流通，更为精准快捷地传递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脱胎于现实的凝缩既能集合文化信息，又能从修辞角度诠释价值话语，赋予现实以深刻的意义内容。当中华文明生成凝缩符号时，便如同获得传播势能的“隐形翅膀”，持续释放出强大的跨文化传播能量。“凝缩符号的修辞和论证价值在于，它能够同时唤起广泛的情感和一连串思考。”[31]中华文明利用符号编织意义之网、诠释价值话语，受众在与符号的互动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解码凝缩意义，提取定格的永恒信息。中华文明的抽象理念在符号的凝缩与诠释中得以解码铺展并深入人心，不仅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形成强大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凝合起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身份识别；也使凝缩符号作为一种永恒的形象存留于人们的记忆深处，强化了对中华文明认知维度的认同。
(三)叙事载体：中华文明仪式展演构建情感联结纽带
情感动员符号凝缩与唤醒的能量激发，是在重复性仪式互动过程中实现的。通过反复利用既定的、带有强烈情感的有力象征，仪式成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重要承载者。仪式的戏剧性质不仅是界定角色，构建人们的观念，为人们的经历提供某种解释；也是情感的转化器，能产生强大的情感影响力，激发人们的情感和动力。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其抽象思想和凝缩符号需要通过各种可感可触的媒介仪式来具象化记录、象征和传承。仪式最重要的并不是表面上的语言等信息交流，而在于创造一个共情化的体验现场，使群体在属于集体的空间中复苏记忆。成功且有社会吸引力的仪式情境拥有高度的情感动机和符号容量，它通过基础设置、象征供应、角色安排与仪式化策略，营造不同的情感氛围，激发心理建构的体验与沉浸。在这种仪式情境下，参与者短时间内会产生高度的情感连带和集体兴奋，并捕捉仪式中的隐喻表达和模糊意指，以及整合所有个体携带的情感化符号集合，形成超越个体经验的情感共振场域，逐步强化其作为仪式主体的主观感受和中华文明的情感传播。当情感被仪式化为一种力量后，便能够持续生成稳定的情感能量，成为驱动社会团结的“情感变压器”。“任何社会都需要定期地维持与确认集体的情感和理念，这种情感和理念是社会的统一性和特殊性所在。如今这种道德重建只有通过聚会、集会和会议等形式得以实现，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团结一心、一再确认他们的共同情感。”[32]72可见，仪式是创造社会团结的不二法门，个体情感经由仪式互动衍化为集体共享情感，人们通过共同参与象征性仪式活动，使集体共享情感又进一步转化为长期的持续性情感能量，在心中强化对社会群体的依附感以及文明记忆的认同感。
(四)叙事场域：中华文明场景身体共在深化情感感知
空间作为一切人类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是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重要场域。故事、符号、仪式等中华文明的外化形式需要通过各类介质载体重现具象并刺激个体感官体验，在彼此身体共在的场域空间中唤起人们的记忆与情感，实现个体对中华文明从“离身”到“具身”的沉浸理解。身体作为认知经验的导向中心，是主体得以知觉所处的现象空间，人在投入某活动的操持时身、心、物与环境是融为一体的，对中华文明的情感表达、感知和理解都与受众的生理感官机制紧密相关。当中华文明以音乐、舞蹈等叙事介质在场域中呈现时，受众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通道被刺激打开，他们会在多维感官共振中轻松激活大脑镜像神经元，从而形成“瞬间共有的实在”，产生相似的情感体验。
情感的生成并不仅发生在身体的内部性构造当中，情感性的衍生同样发生在身体空间与外部空间在媒介技术加持下的交往实践过程中[33]。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智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演变，身体与媒介对于情感体验诱发的重要性愈发明显。媒介/技术并非中立的“传义者”，因其改变事态和意义生产能力，框定和塑造着此在在世存在之领会，以具身方式能动参与了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过程[34]。数智时代进一步彰显了人的技术性存在这一事实，人类的生存环境被智能终端不断覆盖，数字媒介作为“居间中介”能动地构成了人的身体，人通过数字技术物来感知世界和理解周遭存在，亦通过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来满足肉身感官体验欲望，实现身体在故事传播中的“返场”。对于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来说，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的模拟叙事，能够还原出承载着“身体-空间”关系的故事现实场景与叙事空间，为受众带来身体感官的全面参与和无限逼近现实体验的模拟情感，实现跨越时空的身体在场交流和对中华文明故事与符号的“临场感”体验。虚拟现实技术所呈现的“目击感”与“真实感”形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情感导向能力，受众在越加拟真化的环境中存在，就越容易产生更为强烈的心理投射，进而唤起情感共鸣。
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实践方略
共情叙事能够以情感浸润的方式跨越语言文化障碍、聚集受众注意力、唤醒受众认知潜能，赋予国际传播以较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要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共情叙事成效，需进一步从内容挖掘、符号转译、技术赋能等多维度推进实践以建立“情感合意空间”，推动中华文明从“他者叙事”转向“全球共享”的文明新形态。
(一)锚定共通内核：挖掘文明元素以丰富共情叙事内容
叙事内容在传播活动中是情感生发和意义建构的基础源泉，选择何种中华文明元素讲好故事是共情叙事的重要内容。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成效不仅需要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更需要全方位阐释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核，以不断丰富牵引国际受众的情感话语体系。
第一，挖掘提炼中华文化元素，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中华文明史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文化故事资源。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与周边国家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是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历史，这就意味着其中蕴含无数可待挖掘的国际传播“共情触点”。回望来路，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历经血与火的磨难走到今天的，正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中华文化海外辐射能力的增强，文化出海成为热门议题，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表现出极大热情与兴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29]317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去寻找植根于广大世界公民日常生活中的、容易引发情感共鸣的共通性文化，如不同语言但寓意相近的谚语、融入彼此日常生活的代表性生活用品、为世人熟知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类似的传统习俗，等等。通过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元素来构筑起中国与域外人民的情感纽带。同时，也要积极探寻中国文化与国际流行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合点，以人情暖意的修辞表达为纽带来增进异域受众对中华文化的正向认知与情感共鸣，搭建“共通语义空间”实现传受双方的“重叠性共识”。如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大胆改编《云宫迅音》、创作喉音演唱与电子音乐相结合的“赛博念经”版《往生咒》，通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有机融合的音乐设计，唤醒并激发了国内外玩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玩家对《西游记》的情感和记忆共鸣，以独特的听觉想象引发了全球玩家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
第二，挖掘提炼共有历史记忆，讲好中国历史故事。历史记忆并非纯粹面向过去的回溯，它联结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为现代的情感共鸣和认同找到历史文化的根源。为此，要“打捞”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共有历史事件、历史任务和历史时刻，来为情感认同夯实事实基础。一是要深挖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共享伟大荣光的辉煌记忆。辉煌记忆是昔日荣光的再现，也是未来发展的范本。对中国与世界曾经共同辉煌史的回溯，能够激发人们的敬仰之情与奋进决心，架起连接个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桥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时经常会讲述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历史故事，以展现两国深厚情谊及曾经共同荣光记忆，如2025年访问马来西亚前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着重提到了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的历史佳话。这种对辉煌的过去交往的赞美使两国人民产生了高度的情感共通，也强化了海外民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二是要深挖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共克时艰的斗争记忆。通过回望那些风雨同舟的艰难岁月、铭记彼此守望相助的患难情谊，唤醒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借助共有历史记忆这个基础孔道，搭建起当代人与先辈们、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在文化心理和精神信念上的关联，为使他们形成共同的记忆认同夯实基础。
第三，挖掘提炼价值理念共识，讲好中国价值观故事。中华文明既蕴含着深邃理性的哲理，也闪烁着人性的温暖与美好的情感，因而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可以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将“道”贯通于故事之中，做到文以载道、以理服人，用共情叙事促进人心相通。其一，需梳理和比较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所兼具或契合的价值理念。例如“博爱”“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美美与共”这类具有世界意义的全人类普遍价值元素，为中华文明符号的编码提供养料，进而阐释中华文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哲学智慧。其二，需挖掘中华文明中有通约性障碍但又有传播必要性的部分。如道家文化所强调的悠然、自省等价值理想以及禅学强调返回自身的哲学思考等中华文明标识，对其进行选择性编码，以期为认知对象所理解、认同。其三，可以重点采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微小叙事将抽象的“道”进行涵化演绎和情感赋活。着眼于小人物、小故事、微生活、微场景，以日常生活中的具象形态来勾连人们的生活现实、认知经验，通过讲述普通人的普通事来引发海外受众产生共情共振效应，增强他们对中华文明的深化理解与认同践行。如聚焦中国“双碳”目标的国际合拍纪录片《零碳之路》，就通过展示普通人的故事，生动描绘了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让外国观众更直观感受到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气候行动决心。
(二)创新叙事呈现：丰富载体形式以搭建文明沟通桥梁
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价值内核涵摄于具体可感的形式、形态和形象中，通过合适的“形”来塑造及表征中华文明是通过共情叙事来传播中华文明的逻辑前提。这一环节是否顺利，直接关乎受众能否产生情感联结，进而把握中华文明内涵精髓。
第一，生发传播中华标识性符号，形成情感认同纽带。作为承载和凝聚意义的外显形式以及个体情感心理空间连接和扩大的文化密码，中华文明标识性符号是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重要资源，也是将各国人民凝聚成为情感共同体的符号纽带。一方面，要从需求侧再构与表达满足海外受众情感需要的中华文明“新创符号”，主动构建富含中华文明元素的符号体系。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应重视情感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统一，扎根个体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来创设有温度、日常化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符号，如选取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铁、服饰、建筑、舞蹈等元素，结合生活场景将其设计和表现为易传播的符号形象，还要充分借鉴“他”文明符号的表现形式在地化设计与创新“我”文明符号的表现形式，最大限度激发海外受众群体的共鸣。另一方面，要采取多种路径对中华文明符号进行系统有效传播，如采取中华文明符号的艺术传播路径。艺术作为“世界语言”能够跨越文化隔阂实现深层交流，中华文明符号可以通过戏剧、雕塑、绘画、歌舞等艺术形式来演绎传播。如深圳原创舞剧《咏春》创新性地将中国功夫、中华武术精神等西方人熟悉的中国文化符号与舞蹈巧妙融合，受到海内外观众普遍好评，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再如强化中华文明符号的商品和消费传播路径。商品不仅是物质上被生产的物品，而且是刻印了某种文化的东西[35]。人们在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文化商品和消费中实现着个体需求的满足，也强化了对中华文明意义世界的认同。如故宫博物院通过开发“故宫文创”系列产品，将故宫的建筑、文物等符号转化为可爱时尚的文创形象，深受海外消费者喜爱。此外，还要充分调动个体和民间组织的参与度与积极性，特别是要鼓励和支持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洋网红”等宣传主体来展现中华文明符号，通过他者视角下跨文化个体的微观叙事与利用本国语言文字的差异化解读，从而增强叙事话语的可信度与亲和力，强化话语的情感基础，降低因意识形态和文化隔阂产生的“共情偏差”。
第二，利用历史遗迹等空间场域，搭建情感交互空间。空间并非客观的、物理的静态容器，而是由具有观念和情感的社会人通过生产和创造活动所塑造的内嵌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场所空间对于记忆建构和情感激发有着重要意义，在遗址遗迹、旧址、纪念地等历史性地点以及博物馆、纪念馆等构建的空间场域所产生的现实情感，远比通过讲述和阅读所唤起的更为生动深刻。因此，对内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各种文化文物资源，为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提供必要支撑；对外要推动中华文明在空间尺度上不断向全球各地辐射，如支持建设海外孔子学院，在华侨华人聚居的唐人街等地开展中国文化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文化展会，让更多人在文化空间的实践互动中感受中华文明魅力。此外，可以将物质性文化载体搬至数字平台的信息交互中，搭建线上艺术展或线上博物馆等数字文化空间平台，为海外受众提供更便捷、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及互动性的文化体验，增进其对中华文明的兴趣和认同。如敦煌研究院就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创建了虚拟敦煌数字博物馆，展示璀璨的敦煌文化内容，让全球用户身临其境地感受敦煌壁画的壮美与细腻。
第三，创设与复现演变节日仪式，强化刻写群体情感。节日仪式不仅是象征符号的集中展现，也是不同文化独特性和民族身份认同的表达。“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6]40仪式触发的不是他者的情感，而是再现共同经历的自己，欢庆节日的过程正是通过主体在涵盖意义的象征符号互动中产生情感羁绊和记忆连带，激发人们内心深处对仪式所传达信息的情感体认，从而实现共同记忆的传递与巩固，推动异质文化个体形成“临时文化共同体”。诸如春节作为中国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它的仪式感、节日氛围以及其中蕴含的家庭观念和对亲情团圆的重视，与全球许多文化中的普遍情感需求相契合。故而，可以借助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的各种节庆习俗活动，不断与时俱进创新仪式活动的操演形式，综合借由文化符号、器物象征等有形载体来营造浓厚情感氛围。通过节日和仪式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在地化设计与传播，不断深化仪式参与个体与中国文化个体之间基于“共同情感”的文化交流，实现文化个体对自我文化身份意义的满足和共同体主体性的建构[16]，进而不断强调仪式所承载的中华文明意蕴内涵。
(三)延拓叙事场域：活用数字技术以提升文明传播效能
深度学习、跨模态感知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极大地释放了叙事文本的情感想象力与表现空间，还使得媒介技术开始参与改变人的情绪认知、内隐态度以及行为决策，重塑人的知觉、听觉等多通道加工过程，实现用户关系的多维交织与情感共鸣。借助新兴数字技术深入分析挖掘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对象的情感共通性，以多模态数字视听语言促进情感因素释放，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带来新的契机。
第一，凸显共通性元素，确保内容维度的情感连接。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大数据技术可以对社交平台中与中华文明相关的海量用户生成内容和行为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通过情感智能技术识别用户对不同内容的情感态度，从而归纳出文本中蕴藏的情感通性，洞察能够激发国际受众情绪反应并为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共通性元素，进而搭建传播效果较好的“叙事模板”数据库，通过个性化投放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中华文明作为高语境文明，文本的话语背后意蕴悠远。因而要提升数字技术的文化敏感性，利用数字技术有技巧转译表达和多模态呈现中华文明的话语意蕴，将有些比较晦涩、抽象的中华文明意指内容“转译”为更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动画等音视频数字符号。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推出的AI微短剧《中国神话》《美猴王》、文化类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东坡先生赶考记》等，通过具象化表达实现中华文化“由古入今”的转变，使不同文化传统与语言系统的受众都能直抵情感深处，促进中华文明传播转化为跨文化对话的复调叙事。
第二，开掘本土化议题，增进传播维度的情感参与。叙事议题是国际叙事实践活动的重中之重，对议题的筛选和呈现，会直接影响公众的认知聚焦。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不同社会性质、意识形态及心理结构，必然对同一议题产生差异化情感体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也将是世界人民的[37]。因而，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既要探寻共通性元素，也要挖掘本土化议题来讲述中国故事，关注本土文化中的“个体化情感”，促进中华文明更好在地传播。可以借助聚类、共现分析等数据挖掘技术深入发掘能够唤起人们情感共鸣的本土化议题，并在了解不同地域、文化等社会属性的用户情感诉求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的策略性情感叙事，生成富有情感温度、契合用户心理状态的个性化讲解，加强他们对中华文明“个性化”的了解和理解。此外，可以在人机交互过程中根据用户使用情境和对话语境，实时捕捉媒介平台议题演变的动态趋势和用户心理状态，特别要关注海外针对中华文明议程设置反向议题，及时了解海外民众关注中华文明的热点、盲点、误解点，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主动创设有针对性的情感叙事议题，引导社交媒体用户进行讨论和分享，既增进彼此情感联结，也有利于纠正受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错位[38]。
第三，创新沉浸式表达，增强场景维度的情感触发。引人的故事、价值的共鸣离不开场景的塑造，“身体共在”本身就是“共情”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当代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从视觉理性范式向具身传播范式的历史性转向。人工智能驱动的扩展现实场景将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中的元素交互融合在一起，为人提供了一种“生存性”和栖息地，成为一个具有能动性和完整性的拟态体验环境[39]，不仅有助于将抽象的中华文明具象化，也有助于延展共情内容，以高沉浸感的情境介入，抵御场景失真带来的共情错位。当游客在故宫博物院戴上VR眼镜就能“穿越”到养心殿并亲手触摸太和殿的琉璃瓦，当利用扩展现实技术开发的戏曲《黛玉葬花》在虚实交织的沉浸式场域中实现跨洲际实时共演，数字信号传输的已非文化标本而是具象化文化感知。要充分利用再造时空的元宇宙、AR、VR等数字技术，打破“次元壁”和“时空壁”，数字通过重现中华文化遗产、历史故事或历史场景，让受众在“化身”在场的感官体验中充分领略中华文明之美。
数字技术可生成虚拟数字人，来重现一些经典的历史人物或定制专属角色，进而使用户进入虚拟现实场景中与数字人进行互动对话，增强中华文明中思想和情感的传播。如以敦煌飞天为蓝本打造的国风虚拟人“天妤”在海外受到热捧，为海外受众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了桥梁。此外，可以通过数字沉浸技术赋予受众角色扮演、自我创作或自主选择叙事的权力，建构具备感官真实、增强现实、叙事交互效果的中国叙事组织形态[16]，从而调动受众更深层的情感投入，催化对中华文明的情感认同。
五、结语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也日益攀升。在此背景下，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高国家软实力、全面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具有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的时代意义。然而反观现实，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象在相当程度上仍受限于外部“他塑”的认知框架，“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被动局面仍然存在。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跳出传统叙事框架，创新兼具思想深度与传播广度的表达范式，从而真正掌握中华文明形象建构的“自塑”主导权。情感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一种无意识的形态，是公共领域铸就集体意识的基础性驱动力，而共情的核心就在于对他人情感和经历的深度理解与共鸣。这使得共情叙事成为能够跨越文化壁垒、建构共通意义的关键话语实践，天然具备缩短心理距离、化解观念冲突、强化身份认同的特质，能够有效搭建起跨越文化差异的沟通桥梁。在国际传播中展开中华文明的共情叙事，既是展现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打破文化隔阂、消除认知偏差的有效方式，也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认同、丰富人类文明百花园的重要路径。基于此，厘清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共情叙事的内在逻辑、构建科学系统的要素框架、探索行之有效的实施方略，揭示共情叙事对文化价值传递、情感共鸣激发的核心作用，为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共情路径、提升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面向未来，仍需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持续深耕探索，不断完善共情叙事的策略与方法，向世界各国讲清楚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40]，使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共情叙事真正成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解认同的情感纽带、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助力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大光彩、在跨文明的深度交流中推动人类文明整体实现繁荣兴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
[2]虞鑫,苗培壮.何谓“文明”:文明交流互鉴与国际传播秩序的概念基础[J].新闻与写作,2024(6):14-2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5):59-76.
[5]赵建国.论共情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6):47-52.
[6]刘勇,刘金伟.叙之以“情”: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共情视域[J].思想教育研究,2024(7):19-26.[7]何天平,严梓瑄.国际传播中的情感机制及其“超文化”想象[J].全球传媒学刊,2025(1):99-112.
[8]史宏波,李晶晶.中国精神的符号化表达与弘扬路向[J].探索,2025(5):129-139.
[9]王易,王凡.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刻意蕴、重点任务及时代要求[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2-101.
[10]谢清果,韦俊全.立象尽意:中华文明意象传播的自我表征与话语建构[J].中国编辑,2024(9):75-81.
[11]邵培仁,陈江柳.丰富“中华”想象:数字时代如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J].编辑之友,2023(9):5-12.
[12]康茜,靳卓琳.情感交融与主体重塑:虚拟数字人讲好中国故事叙事逻辑[J].中国出版,2025(10):46-51.
[13]邹霞,何攀文.文化传播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刍议[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7-36.
[14]徐明华,李丹妮.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沟通介质和认同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3):38-42.
[15]徐明华,李虹.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叙事:作用机制与实践策略[J].对外传播,2023(6):26-30.
[16]沈悦,金圣钧.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的多维转向与进路优化[J].云南社会科学,2023(6):173-185.
[1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18]殷乐,杨默涵.数字媒介生态下的情感传播:生成机制、关系性逻辑与行为实践[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6):27-34.
[19]周宣辰,黄明理.情感叙事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J].江海学刊,2025(4):154-162.
[20]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M].张定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21]李鲤,石琪隆.从影像触达到文化认同:短视频跨文化传播的情感互动机制——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J].传媒观察,2023(6):97-103.
[22]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3]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4]张爱军,唐欣雨.共情叙事视阈下弥合中国故事“双重镜像”的创新策略[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4(3):55-65.
[25]黄翯青,苏彦捷.共情中的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过程及其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3-19.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张志强.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J].哲学动态,2022(8):5-9
[28]刘博.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学理基础与战略逻辑[J].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5(4):18-27.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30]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31]王雪晔.符号、仪式与原型:图像事件中英雄形象建构的视觉修辞实践[J].南京社会科学,2021(10):118-126.
[32]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33]孙强.媒介技术演进中的具身性情感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4):72-85.
[34]张文娟.具身传播研究:一种作为观念的元范式变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80-89.
[35]高承海,秦佳佳,孟松.文化符号构建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与传播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24(6):147-158.
[36]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7]孔泽鸣.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24-30.
[38]刘勇.对外情感叙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新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2025(4):150-160.
[39]侯金亮.“两个巩固”: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度媒介化传播的目标与策略[J].探索,2025(4):1-15.
[40]任慧英,陈璐.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三维考量[J].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4(1):22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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